一个人的喧嚣

关于本能

一个人的喧嚣 — Sun, 3 Dec 2006 18:23:36 +0800

终于把《本能》给看了。看得心惊肉跳。我想如果是在电影院的话，肯定是惊叫声一片。可惜在国内很难看到这种景象，因为如果在中国上映，不可避免要把其中的情色镜头剪掉，这会让这部电影失去至少三分之一的分量。我在想象，如果那样的话，莎姐交叉双腿的镜头是否能够幸免。

还好我们的祖国大地上曾经遍布录像厅或者镭射影厅，可以让我对这一场景展开遐想。苏老说，他们当年就是在县城的录像厅里面把《本能》当作三级片给看掉了。可惜当我到县城读高中的时候，县城的录像厅已经难得有如此品位——也不能怪他们，事实上，那时候的观众对产自香港的那种片子更有认同感。这也许可以作为血浓于水的另类诠释。

不能不说，沙朗斯通是一个尤物。换了我也禁不住她那摄人心魄的眼神，也就对尼克探长有了足够的理解。惭愧的是，之前对沙朗斯通的了解只限于她是一个高大壮实的女人上，当我意识到这个错误时，莎姐已经韶华老去。《本能2》的票房惨败可以证明这一点。

即便现在说起胸大有脑的女人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也许就是沙朗斯通。是她告诉那些嘴里流着哈喇子的男人女人们好莱坞不止盛产花瓶，偶尔也会有个把儿不止会忙着结婚离婚的明星出来。我不知道的是，人们对于沙朗斯通智商的恭维是来自于这部电影当中的角色，还是其在生活当中的表现。也许是前者让后者更加绽放光芒或者后者让前者更有说服力？不知道保罗范霍文选择沙朗斯通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希望有机会能够问问他。

也许，麦克尔.道格拉斯的家世可以让他有足够的底气在银幕上咆哮，这其中包括在和莎姐进行那些险象环生的嘿咻的时候。我在想，要是换了别人，这种咆哮是否会被理解为内心的恐惧？此外，观众——包括莎姐的一众粉丝会作何反应，也许会用口水将其淹死？在早年看《华尔街》的时候，我已经领教了道格拉斯的那股邪气，尤其是他的薄嘴唇。不知道凯瑟琳-泽塔-琼斯在生活当中是否能够降得住他，众所周知，她也是一个身高体壮的女人，不过她的魅力更多的来自嘴唇而非眼神，这会让她的魅力打些折扣。

说起《本能》来，我还有过一次尴尬的经历。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邻居有个发小结婚了，女方的嫁妆中有一台当时流行的VCD。后来我受命去县城租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上了当时从未听说过的《本能》，就顺手租了回家。当在他们的新房子里播放这部电影的时候，屋子里有几个前来玩耍的小孩儿，当时新娘子也在。没有料到的时，碟片放进机器后，开始的画面就是那个著名的做爱然后杀人的镜头。当时我羞愧难当，赶忙把碟退出碟仓，几个小孩儿大概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来了兴致，鼓噪我继续放下去，被我喝斥了一顿。然后还忙不迭地向新娘子道歉，说自己确实不知道是一部这样的电影。现在想来，也许新娘子也想继续看下去？

就这样，迟至今天，我才一睹这部电影的真面目。

死神气味

一个人的喧嚣 — Sat, 2 Dec 2006 03:10:06 +0800

小丁在奶奶床边闻到一股说不出来的奇怪的气味。既不是粪便的气味，也不是馊味、汗味、胃酸味、霉味等等，都不是，也不是这些味的混合以后的味，因为那气味很淡，很飘逸，就在那刺鼻的混合味中若有若无。小丁感到头昏脑胀，但是他仍然站在床边静静地闻，有时吸得浅一点，有时吸得深一点。但是他怎么都捕捉不到它。多年以后，小丁才清楚，那不是别的，就是死神的气味。

——朱文《他们带来了黄金》

皇城气象

一个人的喧嚣 — Sat, 2 Dec 2006 03:10:06 +0800

我该怎么来形容那种美呢？走在复外大街比别的城市的大马路还要宽阔的人行道上，天气昏沉，寒风凛冽，不像在繁华的都市，却像是置身于茫茫的荒原之中。零星的行人像那些随风飞舞的黄叶，被一种无边的力量吸入，飘飘扬扬，不知所终。

小时候学课文，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总会对北京的秋天产生一种向往。但是一旦置身于这座皇皇的北京城就会知道，这篇文章实难传递北京秋天之美的万分之一，并且，与那种雄浑、苍凉、白云苍狗的感觉相比，那篇文章的味道明显带有南方的甜腻，稍显轻佻。

初冬的美，是对秋天的美的延续。甚至，寒风的凛冽和阳光的愈发苍白，让初冬有着比秋天更加浓郁的凄凉。选择一个黄昏时候，站在建国门桥上往西张望，落日余辉笼罩下的长安街和北京城便呈现出一种大气磅礴的皇城气象。这种景象让“美”这个字眼显得太过轻佻，事实上，那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2003年春节过后，我怀揣着父母东拼西凑来的几千块钱，来到北京实习。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在某个寒冷的夜里，我和小桂两个初次来到北京的人难耐心中渴望，搭公交车走到西单，然后步行朝东走，沿着中南海的红墙，目标是检阅天安门。路上没有多少行人，沿着中南海的红墙，有巡逻的警察擦身而过时，便有一种做贼的感觉，生怕被当作搞破坏的什么分子抓起来。

初次走在长安街上，也就像踏在前人的足迹上。这条街几乎见证了中国近百年的兴衰荣辱，从五四运动到军阀混战，从日军入侵到开国大典，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到十里长街送总理，从那场震惊中外的运动到那次自焚事件，几乎每一粒砂石都写满了历史。中国没有哪个城市、哪条街道像北京、像长安街这样充盈着历史感。似乎为了与这种历史感相匹配，这条马路修得如此宽阔，即便道路上填满了车辆，仍然让人觉得开阔、壮丽。

那次我们走到王府井为止。寒风已经不允许我们再走下去。那条路如此漫长，如同一条浩瀚的长河，长过每个人的一生，长过整个人类的历史。即便路灯明亮，仍会觉得我们已经陷身于无边的黑暗，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将我们织了进去。这是一张迷人的网，任何呼喊和挣扎都显得如此孱弱无力。

当时我们住在翠微路，在万寿路上班。我们每天要从翠微路出发，沿复兴路走至地铁口，右拐进万寿路然后一直往北走到尽头。传说中万寿路附近居住着数名举足轻重的高官，这并不奇怪，这里有着别处没有的清新和幽静。我们一路上全是粗壮的白杨树下行走，它们挺拔的身姿以及茂盛的枝丫曾经满足了我们对一个北方故都的最初想象，就像它们扎根的那片土地一样。只有在这样的树荫底下，那几百年的历史才显得生动，真实可信。在这些大树上面栖息着大片的乌鸦，傍晚时分，北风吹起，它们成群结队呼啸来去，呱呱叫着拉屎，肆无忌惮。树荫下则是长期雪白一片，那是“天屎”在人间留下的痕迹。在这里，你无需抬头看天，只需低头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路。

走到北京初冬的任何一条大街上，阳光都会把人和树木的影子拉得老长，让任何热烈都变得孤独。北京有很多美丽的大街，三里河路，知春路、阜外大街，我们报社门口的银杏大道，以及二环里面的任何一条街巷胡同。一入这些街巷，任何喧嚣都销于沉静，任何奔波都变得蝇营狗苟，唯余生命最本初的意义。北京的绿化树以槐树和银杏居多，这两种落叶树木一俟冬季来临就会将红黄的树叶洒向大地，只留下茕茕孑立的枝丫直指天空，正如同一个个在宇宙间行走的兀自坚强的生命，以其生生不息对抗春盛秋衰、岁枯岁荣。

这让我想起史铁生在《我也地坛》中所写：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意淫奢侈

一个人的喧嚣 — Sat, 2 Dec 2006 03:10:05 +0800

一切都要从我刚进入现在的报社时参加的一个会开始。去年9月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新的奢华风潮》的报告，当时的编辑、我的师姐张同学看我闲着，就让我去看看。报告本身乏善可陈，没有原创的调查，只是整合了一些资料，水平并不比我们的记者高明到哪里去。倒是之前不久高盛和大摩分别出的亚洲奢侈品市场的报告颇见功力。

当时我们主任看到这个报告就想到要做一个关于奢侈品的专题，因为当时这个概念非常热火，阿玛尼和LV刚刚在外滩开了旗舰店，爱玛仕、百达翡丽这些顶级奢侈品牌也分别在北京国贸和上海外滩18号开了中国店。并且当时正逢上海举行世界顶级奢侈品展，好一阵热闹。当时我没有具体的条线可跑，逮住什么写什么，能有活干就是最大的幸福，哪里还去管对这个东西了不了解。

事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个棘手的活，虽然有上海的两个美女同事合作，但是因为要做一个四个版的专题，算上主文我要写三篇，采访量惊人。好在我们的报社在这些奢侈品公司当中认知度还算可以，基本上想采访的还都能采访到，麻烦的是这些公司的回答无一不充满广告，非要让您明白他们买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东西，而是能立马把你变废为宝，人渣变人瑞。

那个会还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伟哥看到了那份报告，要全文发在《骚人》杂志上，为了给我开稿费，就属了我的真实姓名，结果被我们报社的一位领导发现了，批评了我，让我有口莫辨。也不能怪伟哥，人家是为我好，只能怪自己点儿背。这是题外话。

眼看加入WTO五周年了，报社就想着做一个WTO的专题，公司部8个版，由于我去年写过奢侈品，又让我写奢侈品。天地良心，我哪是写奢侈品的料阿，我身上最贵的东西是两百多块钱买的杰克琼斯牛仔裤——这一度让我觉得相当拉风，至今用的包还是刚毕业时买的一个土不拉叽的大黑包。去年饥不择食硬着头皮上也就罢了，今年又要来折腾一回。难受啊，尤其是一个人搭乘104快车回到家、吃了个肉加馍，然后在家喝着凉白开写别人乘着游艇、身穿高级定制时装去阿拉斯加垂钓、享受芝华士人生的时候。

我得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游艇，如果不把北海公园或者西湖上的游船算作游艇的话。我倒不敢保证没有见过乘过游艇的人，因为跨国公司的总裁我还是见过几个的，难保人家没坐过。阿玛尼我也见过，2004年底在上海的恒隆广场，我、伟哥和赵老师三人在一楼的星巴克喝咖啡，对面就是阿玛尼的服装店。赵老师忍不住去逛了一圈，然后讪讪地回来。“对面是该死的阿玛尼，2000，这是一件衬衣的价钱。”赵老师说。后来他在旁边的中信泰富广场花100块钱买了件打折的G2000衬衫。

200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灯光混着月光打在黄浦江混黄的水面上。我现在在外滩3号和外滩18号门前转悠，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行头，就没敢进去。国贸和王府饭店我也溜达过，没有外滩和恒隆广场那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架势，但是店里面那些光闪闪的东西还是照得我眼晕。LV在地铁里见过不少，一看就是秀水出品，没准儿还是动物园那边的批发市场出来的。曾经有幸见女同事拎过一个纪梵希的包包，人家那东西就是好啊。看着就比秀水出品的好。

2004年的最后一天，鸡鸡带我和王老师一干人等去他平时弹琴的白楼玩。那个地方有很多台商出没。鸡鸡在那里存了一瓶黑方，就拿了出来。我不喝酒，啥酒都对我没有吸引力。王老师不行啊，兑上冰块就跟老曲左一个右一个干了起来，觉得凉丝丝的不错。半个时辰之后，平时话就稠的王老师开始越发的滔滔不绝起来，呈喷射状。一个多时辰之后，一瓶黑方就见了底。凌晨2点，王老师终于决定起身，一站起来才发现不对劲儿，脚底下绊蒜。没办法，我只好把他扛下楼去，然后扛上出租车。当时单位在南京西路梅隆镇广场对面的弄堂租了房子。到梅隆镇，王老师下车就吐了，刚才喝那些威士忌估计吐出来了一半。可怜的王老师，咱享不了那福阿。

去年写奢侈品的时候，跟叶老师参加爱玛仕国贸店开业酒会。当时国贸一层衣香鬓影名流云集，包括本报曾经的主笔许老师。许老师显然也不是能喝酒的人，一杯香槟下肚就双颊飞红，然后席地而坐——这才是名士范儿嘛。前几天看到许老师在FT的一篇专栏文章，写的是上海，《空洞的华丽》：“只有双脚可以帮助人记忆城市，我对于北京充满温情，是因为在年少时代，骑着单车不知疲倦的穿过海淀区的大街小巷，和一群同样迷惘的少年一边长时间的漫步，一边不知所云的争论。但是上海，总是从机场到酒店，在出租车上看着南京路与淮海路逐渐远去。只有一个下午，我和一个美丽的姑娘穿过了弄堂、糕点铺、中学、邮局，在苏州河与汇入黄埔江之前分手时，夕阳正斜射过来。”。。。“如今的上海不是被笼罩在一种令人厌倦的安全和封闭中吗，那种表面上的自由看起来不过是是买阿玛尼牌或是杰尼亚牌西装的自由。”

这篇文章让我意识到，许老师骨子里仍然还是一个北方农民。我该怎么解释一个北方农民面对大上海十里洋场时的那种骨子里的自卑和不安呢？只记得张老师的一句话：“若在出生之前作一次选择，让我选择做一个上海人还是其他地方人，我想我大有可能会选择前者。”

我曾经跟朋友说过，到现在我还觉得吃鱼是一件特别隆重的事情。因为家处山东内陆，鱼在我过去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东西，只有婚丧嫁娶摆酒席的时候才能一睹芳容。现在我仍然能够保证，我的那些乡亲们没有任何一家会自己买鱼吃，那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啊，能想起来的也只是去集市上割一块猪肉或者羊腿。不过过年的时候倒是有一种叫做“假鱼”的东西吃，那是一种用面糊混合鸡蛋下油锅炸成的东西。

在一篇题为《山东吃货》的博客文章中，我写过小时候的家境之窘迫。国庆节回家，邻居大娘还在感慨像我这么大是最后一群赶上挨饿的孩子，我这一代之后的小孩儿生活就富足了起来。直到上初中的时候，才大约能够一年到头吃上白面，在此之前每年还总要有个把俩月需要靠玉米面充饥。小时候妈妈最爱的做的饭是大锅炖的南瓜，锅里面贴上玉米面饼子，我和妹妹吃的那个香啊。

那时候我没有什么新衣服穿。因为有个表哥人在天津，那可是大城市，学汽车维修。姑姑家的家境好一些，我能够盼望的就是每年表哥回来的时候能够带一些他穿过的衣服给我穿，说实话，有的相当合身。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初中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双白球鞋，得到后欣喜若狂，妈妈去集市上买了一块布给自己给我做了一条裤子。对那条裤子，我至今记忆犹新，涤卡布的，灰色。

现在你们知道让我写奢侈品是多么不靠谱了吧？

苏老高论

一个人的喧嚣 — Sat, 2 Dec 2006 03:10:04 +0800

和苏老聊天，说到土耳其作家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我曾经问他，中国为什么写不出《我的名字叫红》，这样的作品，当时他简单说了一下。今天不知突然有了要记录下来的欲望，我就帮他整理了一下，抄录如下：

关于我们为什么写不出《我的名字叫红》的浅见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宿命论加上我党的机械唯物论已经大大扼杀了人们对丰富生活的想象力

2。儒家文化本质上是农耕文明，而伊斯兰文明是商业聚集地基础上产生的，本质上是城市文明。我国在宋明时代出现的所谓城市文明，因为没有文化的底蕴，不够厚重和丰富易为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打断。每一次城市文明都需要重建不像伊斯兰文明，以城市为基础的生活传统一次次同话蛮族入侵者。

3 我国礼教传统和理学精神，有一种天然的对质朴生活的不当赞美，导致人们对厚重的生活流和多元的、介于道德不道德之间的趣味性生活有种本能的反感。如果说，在红里，我们看到的是伊斯兰文明所到之地，一个个城市文明的集合体和沉淀结晶，那么，反观中国文化，更多的是一次次在固守儒家文化的深刻的浅陋和适应小商贩文化的城市文明丰富的浅薄之间徘徊。

中国准确的说，没有小说传统，红楼梦，如阿城所言，是诗，或者说诗化小说。而各种话本，无足可道。本来清末民初那种揉合了中西碰撞、今古间杂，并初步有了真正意义都市文明基础上的生活，终于第一次有了丰富、博大、趣味的可能性，可惜，来自西北根据地的清教徒主义、反智主义和全盘控制论再次将其扼杀。

我发现在前年看过的《草原帝国》和今年看过的《奥斯曼帝国史》的基础上，再看《我的名字叫红》，真是水到渠成。在产生红的土地上，杂揉了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埃及文明、蒙古文明、希腊文明、东正教文明。草原的征战、城市的经营、文明的冲突、宗教的碰撞，丰富、多元、兼容。有悲天悯人、有玩世不恭、更有健康的世故和勃勃的生趣。这一点跟拉美小说有相通之处，不同的是，拉美小说添加了怪力乱神的色彩。

儒家文化本质上看重的是秩序。伦就是位置，礼就是各安其分的操作法典，更看重的是按照一个粗疏的体系来解释这个世界，然后怀着心安理得的慵懒去故做世故的看破红尘。而《我的名字叫红》是靠丰富的不可测性来对抗令人压抑的宿命。拉美则靠魔幻现实主义传统来激昂超越现世的无奈，所以他们的悲天悯人不令人绝望，他们的玩世不恭不让人沮丧，他们的厚重执著的内心不让人压抑。

我们的《白鹿原》过于粗砺和压抑了，《活着》过于单薄和质朴。我们从中国小说中看不到真正的活泼泼的人的生活，都是宏大叙事下的微薄的载体。如果说历史在外国小说里是淡淡的背景，中国则反过来，人物都如丰子恺没有面孔的画像。中国北方小说多有过分粗砺的反智色彩，南派小说多有耽溺过分的猥琐气息。

《灵山》，那绝对是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再涂抹上文革背景，以不经意地渲染作者政治流亡者的身份来获得西方对政治异见者的偏爱，对出身于传统文明而又置身西方文明的东方人的青睐。可以这么说，高行健凭借其更为浓厚的东方异质色彩实现了同样叙述主题下问鼎诺贝尔未遂的昆德拉的夙愿。

内容提要：
十六世纪末，离家十二年的青年黑终于回到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迎接他的除了爱情，还有接踵而来的谋杀案。一位细密画家失踪了，奉命为苏丹绘制抄本的长者也惨遭杀害。遇害的画家究竟是死于画师间的夙仇、爱情的纠葛，还是与苏丹的秘密委托有关?苏丹要求在三天内查出结果，而线索，很可能……就藏在书中未完成的图画某处。

作者简介：
奥尔罕·帕慕克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是享誉国际的土耳其艾坛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于2005年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并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曾获得欧洲发现奖、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都柏林奖等等。其中，《我的名字叫红》获得了法国文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和都柏林文学奖欧洲三大文学奖项。他的作品已被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

才女张可

一个人的喧嚣 — Sat, 2 Dec 2006 03:10:03 +0800

看《财经》杂志，我习惯先看杂志末尾的《逝者》栏目，它可以让我知道又有哪些豪杰英才与时作别。似乎那上面的每一个人的离世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于是我们的时代就这样在不停地被结束着。张可的离世显然不能用这样的语句去形容。我不知道《财经》为什么要去写张可，因为张可的一生实在算不上热闹，甚至显得太过安静。也许是因为王元化先生在《财经》上开有专栏的缘故吧。张可先生是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的夫人，莎士比亚研究专家。

1999年的一个夏日的午后，阳光透过阳台照到我那张临着窗户的课桌上——那上面摆着各种习题讲义。周围的同学都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四周静谧无声。那时候我上高中，在学校所在的那个县城的邮局里面，能够买到的杂志只有《读者》、《辽宁青年》和《青年文摘》。前两者是我喜欢看的。就是在那个午后，我看到一篇名为《才女张可》的文章，文章的那张黑白的配图让我窒息，那是怎样的一种美，沉静，温柔，似乎世界上不曾有过任何坚硬的东西存在。

我仍然保存着那本《读者》，只是在网上怎么也找不到那张照片与诸位分享。再后来，看到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里面有篇文章回忆“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文章配了一张张伯驹的夫人、画家潘素年轻时的一张照片带给了我同样的感受。那张照片也是黑白，潘素身着一袭旗袍，身材颀长，高贵典雅，超凡脱俗。

我想知道这样的照片后面，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就像昨天买到《凯恩斯传》，看到插页中那些黑白照片的目光沉静的人们，我对苏老说，这容易让人想到这样的电影：镜头由远及近，先是一片茂密的丛林，丛林掩映之中，一个灰色的古堡巍然矗立。古堡前的草坪上，妇女们穿着有着宽大裙摆的衣服，带着宽边的帽子，神情优雅地讨论着怎样布置冠盖云集的晚餐和舞会；男人们身着燕尾服，措词激烈讨论着那似乎非常遥远又像是就在身边的战争。。。。。于是，与一个家族有关的漫长的历史画卷就此展开。

我们的民族似乎已经丧失了任何历史感，似乎我们的历史仅仅始于1978年，没有人去想在此之前的事情，那个时候，人们以一种怎样的有别人今天的状态生活着。似乎这一切从来没有存在过。而事实上，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内心生活和情感世界，要远比当下丰富得多。

前一段李安为《色.戒》选角的新闻就闹得沸沸扬扬。没有人能够想得出当下的那些脸上写满功利的女演员中，谁能够演绎那个高贵、美艳、坚定的郑苹如。我也想了一下，如果要拍一部关于张可、潘素等人的电影，谁能够表演出那高贵、沉静的气质来。想了一圈，似乎只有李媛媛合适。她曾在电视剧《围城》中扮演苏文纨，可惜已经于几年前香消玉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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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女张可

一个在清华园受西式教育长大，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十八岁时成为上海地下党的青年，在上海遇到一个出生在开明富裕的书香世家，祖上在北洋政府任职，非常美丽的，十六岁就考进上海暨南大学，师从郑振铎，李健吾学习英国文学的女孩子。

那个壮怀激烈的湖北籍青年，放弃了在清华大学做教授的父亲为自己设计的留洋计划，在上海参加学生救亡运动，继而带着基督教终身的影响投身中国解放事业，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出入上海文化界的革命者，就是王元化。他在那个年代，写下了许多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写小说，并负责了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组织工作，是一个总是有火热的正直与奔突的才情的人。那时的王元化，左倾而且激进，虽然他不能改变自小养成的轻声吃饭的习惯，可他常常穿的裤子像卓别林，他气味相投的好朋友满涛，则每次把家里烫好的衣裤用手揉皱再穿。

那个完美无缺的苏州籍女孩，那个在兄长满涛和他的革命者朋友影响下，在锦衣玉食的自由家庭的包容下，十八岁就参加上海地下党，同年指明自己是一个“温情主义者”的一九三八年的共产党员，就是张可。她在那个年代，翻译奥尼尔的作品，参加了『家』的演出，她演了『早点前』的罗兰夫人，也演了梅表姐，那时她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女孩子，仁慈而智慧，正直而绝尘，被许多青年追求。

直到半个多世纪过去，她年轻时代的照片偶然被两个华东师大的博士生看见，那两个青年蹲在导师王元化的书橱前，感慨照片上那个女子的一派冰雪洁净，那时王元化已经经历了整整二十三年的贱民生涯，他的许多老朋友因为受不住而西归，包括七窍流血而死的挚友满涛，疯狂以后蹈水而死的巴人，众叛亲离，在癌病房孤独死去的顾准。王元化精神危机引起两次心因性的精神失常，一次营养严重不良引起肝炎，一次眼底出血引起失明，那两个博士生握着张可的相片，还是羡慕导师，对导师说:“现在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女孩子。”

我们的故事里，王元化得到了张可。

一九三八年，王元化说他喜欢张可，可当时张可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质问王元化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一九四七年，张可的一个追求者问张可她到底喜欢谁，张可此时坦然回答：“王元化。”

一九四八年，王元化和张可在上海慕尔堂举行基督教仪式婚礼。

当时，张可的父亲并不以为王元化是那些候选青年里最出众的，而且在国民党即将大败的前夕，王元化正负责着共产党的地下刊物『地下文萃』，处境非常危险。可是他们没有真正阻止女儿，而是从自己那安适的家里，郑重地把一身白色礼服的美丽女儿带到西藏路上朴素的，带有回廊的教堂里，那里为婚礼装点起白色鲜花，按照张可的心愿，把她的手交到王元化的手上。在那里，这对新人发誓不论生病还是健康，灾难还是幸福，都始终如一，不离开对方直到生命结束。尔后，他们在当时上海甚为豪华的派克饭店（今国际饭店）度过新婚之夜，从此，共产党员的张可将自己一生的命运和共产党员的王元化联系在一起，开始到处躲藏国民党的大搜捕。

那时被后来的人称为黎明前的黑暗，国民党开始了疯狂的屠杀。上海地下党的李白被杀，蒋介石秘书陈布雷那成为地下党的女儿也不能幸免，就是十里香风，百乐门里彻夜响彻着美国爵士乐的上海，都无法冲去那一年的血腥之气。许多人没有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到来，就撒手西去。

张可看到了这一天。新中国和她唯一的儿子王承义在一九四九年一起来到她的生活里。

第二年，上海所有的地下党重新登记，准备进入各个领导岗位。张可没有前去登记，自动放弃了经过腥风血雨十二年的党籍。一九三八年她穿着刚烫得平平整整的裙子参加共产党的时候，不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逃避买卖婚姻，也不是为了跟赤色的爱人在一起，更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她是为了一个在心目中自由，富强的中国，为了一个从书本展现出来的理想。她没想要从十二年的党龄里得到什么物质的好处，她从来不缺，也从不热衷。

她去做了一个教莎士比亚的大学戏文老师，她娴熟的英文和治学的认真，使她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专家。同时，她也是一个恪尽温柔，相夫教子的主妇，再不用东藏西躲以后，她最喜欢的，是烧许多好吃的菜，开亮客厅每一盏灯，请人吃饭，用最细致的盘子装上她拿手的意大利茄汁面条，俄国浓汤，葡国鸡，擦亮每一副餐具。许多年以后尘埃落定，在她家吃过饭的人回忆起来的，总有她温润的笑容。那些客人里面，有胡风。王元化当时参加筹建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本书。张可在胡风离开以后，曾表示自己不那么喜欢胡风，因为他太飞扬跋扈。

那个黄金的五十年代，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意气风发，包括王元化，他那楚人血脉里的傲岸，激情与才学，加上新中国的一路慷慨高歌，使得他看上去锐不可当。当时和他共事的李子云，说那时候她都不愿意理她的领导王元化。过了四十年，已经成为王元化患难之交的李子云回忆起来，仍旧在一杯冒着热气的红茶上方大摇其头，坚决地说：“我那时根本不要理他，太‘标’了！”

那时在王元化额头发红，侃侃而谈的时候，张可会看着他，洞悉一切般地笑笑，然后对他竖起修长的拇指来，对他摇晃：“对，对，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一盆温凉的水泼过来了。然后，聪明地不着一词，收兵而去。

静心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莎学权威文献，操持一个美好的家，还有对春风得意的亲人狡黠而微讽地竖一竖大拇指头，这是我们这长故事里现在的张可。在她的丈夫王元化和她的哥哥满涛都醉心于契诃夫的时候，她却非常热爱从五四以来就没有在中国热闹过的莎士比亚，而且选择它作为自己终身研究的方向。王元化在七十八岁的时候，还深深记得张可参加地下党那年对自己的评价：一个温情主义者。但他也深深懂得了妻子温情美丽的脸上那稍纵即逝的狡黠笑容，在他气宇轩昂的时候，这是偏安于一隅的张可的品格与智慧，和一个知识妇女的纯净。

到现在，一九五四年了，三十五岁的张可仍旧是一个温情脉脉的人。时髦的三十年代已经远去，张可的故事虽然有些出乎意料，不是程乃珊式的才子佳人，不是蒋光赤式的革命加爱情，不是张爱玲式的岁月磨脏了大小姐，不是徐纡式革命女郎的悲剧，不是杨沫式的脱胎换骨，奔向革命，不是陈学昭式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但她的故事还是以可以想见的方式发展着，你觉得里面有着一种奇特的清爽之气，可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

五十年代，现在没有想念它的潮流，而张可的故事，却在那时充分地展开了，就象一粒核桃，被砸开了，于是，你才能看到里面淡黄色的果肉。对于张可，要是没有王元化将要开始的二十三年厄运，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心里开着怎样的花朵。人生它怎么是这样的？要是没有令人不寒而栗的压力，一个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心里藏着怎样的勇气和坚贞。

说着张可的故事，看着她优雅地走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底，那时她家外面的皋兰路上，高大的梧桐树的树干上褐色的树皮开始爆皮，远远一路看过去，像康定斯基的画，春天又来了。她是一个沉静的女子，可心里一定会对又一个春天的到来有愉快的感觉，那条马路上有一座俄国教堂，退色的莲花式的教堂塔楼在春天薄薄的阳光里像一个感伤的童话故事。张可从那里走过去了，从容的，无辜的。

一九五五年，在全国范围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胡风运动，株连千人以上。十年以前，王元化已经认识胡风，但交往不多。当时党内已经有人说胡风有严重政治问题，王元化以为缺乏证据。解放初王元化因此一度没有被安排工作。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忽然被隔离审查，期间周扬提出，王元化是党内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如果他肯承认已经公布的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尽量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被幽禁中的王元化拒绝，即成为胡风反革命分子。

张可完全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她的家中第一次被抄。她在学校里被人开会逼迫承认丈夫是反革命，被人以书打脸，张可拒绝承认。

一九五七年二月，王元化被释放回家时，已经患上心因性精神病，丧失辨别真假的能力，混淆了现实和幻觉，入睡需要服用安眠药。他的一切都变了，只有他的家一点不曾改变，桌上铺着干净的桌布，衣橱里有熏香，妻子依旧雅致温柔，是他的骄傲。他在家里的习惯不曾改变，他恢复了从前在清华园生活留下的英国人习惯：在床上用托盘吃早餐。要是家里请朋友吃饭，仍旧有意大利茄汁面，葡国鸡和乡下浓汤。

一九五八年，王元化的病情得到缓解，开始找自己喜欢的书来读。当时王元化常常到四马路去看书，虽然那时王元化已经有四年只有少量的生活费，可他还是陆续买了不少书。说起来，这几乎是王元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静心读书的时间。他做了许多翻译工作，一方面是他的兴趣，一方面换稿酬来补贴张可的家用。在和他父亲一起译了英国人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以后，开始着手与张可一起翻译莎剧研究文献，并写完『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张可将这近十万字的稿子，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在朵云轩的稿签上，用瓷青纸作封面，线装成一册。这悄悄保留着自娱的独版书，后被自己烧毁于文革初期。还完成了论文『秦腔赵氏孤儿』。

时隔三十九年，我看到了抄在五十年代笨拙结实的红色笔记本上的『莎士比亚研究』，张可翻译的大部分，王元化做了全书的润色和校阅，并写了五篇译文题记。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合作。外面在反右，在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思想的空间也没有鸡蛋，因为这些翻译的文献完全不可能出版，所以他们把它抄写在两大册笔记本上，每一页都尽量工整地标出了阿拉伯数字的页码，就像一本真正的书一样。那天傍晚，谈起了这两本笔记本的故事，王元化说：“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在没有思想也没有鸡蛋的日子里，他们共同创造了一流的精神生活。

由于极度缺乏营养，王元化得了肝炎，由于张可和家里人一起四下张罗到了足够的黄豆，鸡蛋和食糖，使他一个月身体就完全恢复，可以继续读书和翻译。并常常督促他自己下馆子改善营养。而后王元化的眼睛因病突然失明，那时正是他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高潮，张可为他找来了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他八十岁的老父天天步行来，为失明的儿子阅读资料，笔录口述，有八大本之多。

李子云曾说，要不是王元化经历了五十年代的那场坎坷，退守于一个清一色知识分子的温暖家中，他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中西并进的大学者。

现在，这两本笨拙而结实的笔记本将要被出版，笔记本也将送往上海图书馆被名人手稿室收藏，而张可已经于二十年前中风，抢救过来以后，完全丧失阅读能力。她看不懂她在无望的日子里与丈夫愉快地翻译过的书了。

我想起了张贤亮的『牧马人』，那个纯朴的红衣女子以她的大白馒头和爱情拯救了一个读书人。许多人非常感动于这一点。而张可，则悉心地看顾了王元化的身体，灵魂，以及整个精神世界，她不光拿来了鸡蛋，还拿来了莎士比亚的广阔的智慧的世界。王元化在他的家里，从来不是偶像，也从来不是贱民，他是一个有着恰如其分的尊严的学者。他仍旧保持着他的生活方式，冬天插梅，喜爱鲜花，虽然面有晦色，可穿戴得体。有很长一个时期，敏感的王元化几乎断绝了所有朋友的往来，可是，他的精神上并不十分寂寞，他有张可。

那时张可仍旧常常参加学校的外事活动。六十年代时，来了外国人在上海是希罕事，上海女子的内心不能改变对外国人的好奇和好感，总喜欢多看他们两眼，因为他们来自于一个更华丽的神秘世界。而戏剧学院的女职员们放下手里的工作要多看两眼的，并不是来访的外国人，而是陪同他们的张可老师，那个优雅的，美丽的，从容的女子。她们隐隐知道她的家庭很不幸，可她们在她身上看不到局促和苦楚。以她一贯的低调，这似乎并不是对自尊的保护，更像是她并没有十分耿耿于怀她丈夫地位的变化，也许她会以为两个人在一起翻译莎学的日子是美好的，带着另一种自由的气息。

一个温情主义者并不是没有思想锋芒的人，她亦可以是浮摇于绿色污水中的不沉的莲花。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元化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

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二年，再次被隔离审查。离开家庭以后，王元化的心因性精神病复发，比一九五五年的那一次更重。他在奉贤农场里的田野里狂走，在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滩上看到了一些螃蟹，亦举石悉数砸烂，以驱赶心中的不平和痛苦。失眠症日益严重。

这期间张可因是王元化夫人也被非法隔离，连因高血压晕厥也不准看病，落下严重的病根，导致一九七九年的严重中风，此后读写俱废。

那是更加漫长的艰难时世，看上去没有尽头。我那时是个小孩，不认识王元化一家，也生长在一个由学生向往革命而成为老共产党员的家庭，我的父亲也有严重的失眠症，和王元化看病的是同一家医院，同一些医生，大概也是吃的同一些安眠药，老式安眠药损坏肝脏尤甚。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是去的奉贤干校。我父亲养猪，常常穿着黑色的高筒套鞋，因为靠着海滩的地方是潮湿的。父亲在干校最痛苦的是集体宿舍不能安静，一旦被同屋吵醒，又不能吃过量的安眠药，就一夜夜的静待天亮。记得每个月他们从干校回家休假的那几天，总是有一辆大卡车载他们回家，绿色的卡车屁股上沾满了黄白色的尘土。一些蓝衣人风尘仆仆地高高跳下，我的父亲戴着有檐的布帽子，他取下帽子的时候，我能看见他额头上被帽子勒出来的一道深深的皱纹。

在许多年以后的今年，听王元化简短地说起那些的时候，我想起了父亲的脸，那时王元化头上也会有被帽檐勒出来的皱纹吗？这次蹉跎就是十年，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而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好时光。

我的妈妈也很美，但她很脆弱，她对我和哥哥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不要再给你们的爸爸找任何麻烦。”她常常早上没有起床的时候躺着听早间新闻，要是听到一点点指桑骂槐的句子（在那时它们多得不能数），她就把身体向灯下那小小的半导体凑过去，脸上刹那遍布担忧与紧张。妈妈从来不喜欢听新闻，可是她准时听新闻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一九八二年。那一年，我父亲离开他的工作岗位成为顾问，妈妈的早上从此只注意天气预报。不知道张可，她是不是在那十年里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他们比我的父亲，处在更加险恶的地方。

　　我们家，从此不再有花了。

　　听李子云说，王元化的少数几个好友去他家的时候，还是能看到张可温情而清爽的笑容，还是能吃到很正式地用大盘子装了上桌的意大利红烩面，口味纯正，只是少了忌司一样。新年的时候，他们家里还供着清香彻骨的梅花。在某个秘密的灰尘滚滚的角落里，还保藏着泰纳『莎士比亚论』的译文。王元化那被钱谷融称为“像梵高一样的”眼睛，更多地闪耀着真挚和爱情。

没有人知道－－甚至是王元化本人－－张可付出过多少，才得到这一小块诺亚方舟。

王元化说：“她是仁慈的，超凡脱俗的。”

我们的这个长故事说到这里，那个六十年以前出演奥尼尔笔下小市民的罗兰夫人的美丽女子，仍旧是一个冰雪洁净的人。富裕的生活，得意的生活，愁苦的生活，屈辱的生活，什么都没能使她的心灵变质。她独立在上海的漫长生活中所有能使她变脏的东西之上，成为一个人格优美的莎士比亚专家，现在要是说起中国的莎学研究，人们还是不得不提起张可的名字。

如今，那个美丽的智慧的女子头发雪白，不能读，也不能写，我甚至无法和她深入地交谈，只是她端坐在那里，仍然散发着清凉的洁净的气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怎么回事，它是一颗阳光下的钻石，每一面都散发着不同的光华，被不同角度的眼睛看到。要是三十年代像音乐人所说的一样，她真的是受惠于那个时代的人。那个细长手指上的皱纹像菊花的花瓣一样多的老太太，就是张可。

那个才情激昂的青年变得儒雅了，他说他有五十年的时间没有真正像他想的那样做学问，现在他感到自己上了轨道。他的书一本一本地出版了，他去书店签名售新书，那本来不是严肃的学问家的擅长，可人潮滚动。他因为学问的精深和仍能不断吸收与开拓，赢得了几代学人的尊敬。那个思路至今清晰奔放，可胜过他的年轻弟子，身上散发这老人身上难得闻到的淡淡清香的老先生，就是王元化。

当他们相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还是闪烁着活生生的，热热的爱情。

这个长故事里有太多的苦难和坎坷了，我说。

“基督教的说法是，人生就是一个苦难的过程。”王元化说。

“夸张了。”张可说。

无聊周末

一个人的喧嚣 — Sat, 2 Dec 2006 03:10:03 +0800

没有阳光。当微风吹进窗口的时候，我睁开了眼睛。那盆绿色植物仍然碧绿着，窗外已然落叶飘零。

连轴转了四五天，平均睡眠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让我一度以为睡眠已经离我远去，不成想今天就睡到自然醒。发了个短信问候了一下那个远方的小朋友，竟然是在陪老爸买橱柜。聊了几句，就又睡着了。

昨晚看完了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的话剧《十三角关系》。为其内容之生猛而折服。想到大陆的话剧还躺在《茶馆》里睡觉，出不了门儿，有些恨铁不成钢。关于内容，只是不理解叶玲对蔡六木的感情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那种依赖的说服力似乎有些偏弱。邬同学说，结尾部分阿公和安琪的死去，从人间到非人间，感觉有些跳格，突兀。我倒是觉得那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了，想不出更好的结局。其实没有这两个人，故事仍然完整。安琪的出现总让人觉得太过冷静。

昨天和苏老去北大和中关村的第三极书局买书。第三极书局全场七折。那么大一个卖场，分类竟然很仔细。想到这会给新华书店那种嘴脸的书店带来多大的冲击阿。看了看对面的中关村图书大厦，全场七五折。果然。不知道西单图书大厦会不会也降下来。

书目如下：《美元硬过人民币》，韩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达马的语气》朱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两本书是一套，装帧简约精美，拿到手里就有阅读的欲望。还没有好好看过他们俩的小说，一直觉得惭愧。看过报社对两个人的访谈，没有通常人的那种端庄的嘴脸，起码对自己很诚恳。

灯光透过蚊帐照射进来，呈现出一派黄光。外面，中年妇女坐在一张板凳上在灯下织一个网兜或者桌布什么的。窗外一篇虫鸣蛙叫，偶尔有汽笛飘过。老卜觉得那女人就像他妈，票房也像他儿时待过的某个地方。某种如梦如幻的感觉突然袭来，并挥之不去。老卜很愿意这么一直呆下去，至少他越来越不着急了。——韩东《美元硬过人民币——在码头》

随手翻到这段，我放心了。他的文字不会让我失望。在苏老的推荐下又买了韩东去年出的长篇小说《我和你》。

《凯恩斯传》（美）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三联书店

这本厚达900页的传记使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并被英国女王封为勋爵。这本积三十年功力的著作只有一个中心思想，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伦理学的一种应用，经济学家首先应该具有文化和道德观。

《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斯隆自传》（美）阿尔弗雷德。斯隆著京华出版社

据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商业自传。同屋跑汽车新闻的哥们儿推荐的。《商业周刊》“绝对必读书”第一名。

《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美）约翰。S。戈登著中信出版社

《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美）保罗。肯尼迪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这两本书应该是必读书了，一直没看。据说就是这两本书养育了今天中国经济报道领域那些牛皮轰轰的人物。

《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美）威廉。布隆代尔著华夏出版社

希望这本被同事们奉为圣经的书会给我的写作带来改观。

《蒋廷黻回忆录》蒋廷黻著岳麓书社。

看过唐德刚、何炳棣之后，难免会对此人发生兴趣。可惜的是去年买的《李宗仁回忆录》还没看。要抓紧了。

《美国新闻史》（美）麦克尔。埃默里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无甚可陈之处，一本大厚书，可以了解一些我所在的这个行业的发展历史。

买了这么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完。管他呢，先买了再说。

好久没有来过中关村。自从拎着大包小包从北京站到达上海站之后，就再也没有仔细打量过中关村。我离开时的那些高耸的脚手架如今已经除去脏兮兮的外衣，露出一座座设计精美的大楼来。终于可以为北京的建筑松口气了，这些颇具工业简约之美的建筑即便是在北京的漫天黄沙之中也会显得光鲜。

苏老说，什么选题，写稿，办公室政治，混口饭吃而已。真正的生活，就是周末出来买买书，喝喝茶，聊聊天。苏老说，我们这种人似乎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在学校跟老师斗，跟学生干部斗，工作了就跟领导斗。到老总结一生时就只能留下一句话，此人带给社会的全部财富就是他不停斗争的一生。

本来还要整理采访录音的，下周的任务依然很重，中小企业要出两个版，我要贡献大部分稿子。写完就可以回家了。春节后还没有回去过，不知道家里的大黄狗还是不是认识我。但是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想到有很多事情没有做，要去买衬衣，给妈妈和小外甥买礼物，还想找人一起去看《夜宴》，一个人不愿去。

梨花体诗

一个人的喧嚣 — Sat, 2 Dec 2006 03:10:03 +0800

赵丽华，著名女诗人，国家一级作家，《诗选刊》主任编辑，有“诗坛芙蓉姐姐”之美誉.赵女诗开一代诗风，世称“梨花体”。摘录几首，以飨读者。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
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
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

《我发誓从现在开始不搭理你了》
我说到做到
再不反悔

《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
我坚决不能容忍
那些
在公共场所
的卫生间
大便后
不冲刷
便池
的人

“梨花体”诗一经面世，轰动诗坛，赢得拥趸无数。世人竟起效仿，摘录如下：

《一个人来到厕所》
毫无疑问
我拉的屎
是全天下
最臭的

《无题》
原来
诗歌是这样的
敲敲
回车键
就可以了

《无题》
如果
这
也叫诗
那
中国
得
费
多少
纸？？？

《无题》
孙智正
进厕所了
他是大便
不是小便
所以时间比较长

《无题》
看了几篇赵丽华的诗
我吐了
吐了很多

我不知道
是因为恶心
还是胃口
不舒服
反正我吐了
而且吐了很多

《一个人来到茅房》
毫无疑问
我的大便
是全天下
最新鲜的

某网友对效仿作品《一个人来到茅房》的赏析：

全诗只有短短四句，十三个字，描述了诗人一个人来到茅房，举目无亲，内急，拉下了自己往日都想拉的大便，活生生地构筑了一个十分立体的“境”，抒发了一种屎急而后畅快之状味，嗅到一种浓烈深刻茅房情节，令人读完觉思良久，倍感舒心,爽字一个。本诗的题意是“一个人来到茅房”，是十分平实的语言，而诗中的词句，同样朴素自然。诗开首第一句是“毫无疑问”，诗人以冷静而斩钉截铁的一个下定义的手法，让人不容置疑相信她的这句话，是最真实的，是发自诗人内心世界的呐喊。而第二句说“我拉的屎”，强调是“我”，是诗人本人因内急而欲拉屎，并不是随便来的，可以想像诗人人处茅房，想起拉屎的往事，屎在这里已包含着整个茅房情结在里边；到了最后两句“是全天下/最新鲜的”更是强化深刻了主题。因为她是“一个人”来到茅房，身边没有一个别人，没人能拉更新鲜的屎，只有她一个人能拉，当然是“全天下最新鲜的”！

通过读这首诗，我们可以想到在内急的情形下，诗人在茅房里对着坑的陈粪，拉下最新鲜的屎，在热气腾腾中感受便后的"爽"，边看着新鲜的屎边深深地把拉屎的感受回味……

上面这首诗便深深说明了这个问题，写诗不求专做，不求浓妆，不以华丽的辞藻去哗众取宠，但又不流于直白，寓深刻的情感于朴素的外表中，蕴味十分深远，也即是屎而留有多种余味。

长沙照片

一个人的喧嚣 — Sat, 2 Dec 2006 03:10:02 +0800

江边的花鼓戏。

湘江桥下

阿玛尼竟落得如此下场，真不知道奥斯卡奖红地毯上的那些人看到这个会作何感想。

背景中的高楼是湖南电广大厦，超女诞生地。

大卫与国家领导人。

开发区的休闲街

无聊周末

一个人的喧嚣 — Sat, 2 Dec 2006 03:10:02 +0800

一个多月没有在北京过周末了。出差的时候，从来就别打算找到周末的感觉。我说的周末，是一定要睡到自然醒，然后自己炒上两个小菜，一定不能糊弄过关。然后沏上一壶茶，看上两张碟，半本书。晚上邀人涮个火锅，喝个茶啥的。这才叫日子。

周五下午开完一个发布会，跟爱球、老许、邬同学和舒同学约好了去方庄爱球家吃饭、喝茶、看超女。因为山城辣妹子火锅生意火爆，让我们足足等了一个多钟头。等吃饱喝足的时候，超女已经过去了一半。我喜欢的尚雯婕意料之中地早早提前晋级，就和老许放开了逐一评点。我觉得我们的点评比台上三个居心可疑的评委靠谱多了。老许说，丫主编的《名仕》杂志本期找到了超女阳蕾、唐笑宽衣解带，拍摄内页照片。好想去现场凑凑热闹。

实在困了，周四熬了一夜，周五又到凌晨三点才睡觉。十点的时候，被电话吵醒，这才想起答应了某著名传媒人九点半去参加一个媒体联谊会。该死。既然已经晚了，再晚一点儿也无所谓，就又眯了一会儿。等到出门儿的时候，已经十点半多了。要从位于北京城东北部的西坝河走到大西南的马连道并不轻松，打了两次车，中间还换了地铁。真不知道图啥。到现场的时候，已经12点了。

天底下没有比听一帮煞笔瞎掰活更痛苦的事情了。现场让我感到惊奇，因为平时没有想到这个世界竟有如此多的煞笔，好像忽然一下子冒了出来。说煞笔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骗子，每个人都面目可疑，居心叵测，谋划着以什么样的方式从企业里骗点儿钱出来。但是他们的方式实在太过拙劣。

终于结束了。下午两点。就跑到SOGO买了条秋天穿的裤子。基本上我每次出去买衣服都要带回一肚子气，因为别管你看上什么样的衣服，咬咬牙连价格都接受了，却被告知最大的号码是180，连185都没有。没有。妈的，长得高招谁惹谁了阿。为此我错过了两件衬衣和一条裤子。也许是丫们想帮我省钱。

终于可以看碟了。先看《你丫闭嘴》，沈老师推荐很久了。让.雷诺还是那张老脸，没啥突破，可爱的是杰拉尔.德帕迪约。人老了，胖了，还能够打破原来的法国深沉男形象，挤着一脸傻笑去演一个絮絮叨叨的傻叉。可爱死了。剧情也很可爱，一个杀手与一个傻蛋联手作战，笑料百出。法国人的幽默总是让人觉得很自然，清新，可爱。

然后是《燃情岁月》。苏老的一个当兵的老乡在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推荐的。我一直不喜欢布拉德.皮特这个人，确切地说，我对天生丽质的男人一直没啥好印象，只喜欢姜文、罗伯特.德.尼罗那种类型的纯爷们儿，放到这部电影就是英国老戏骨安东尼.霍普金斯那种的。所以我一直为心爱的安吉丽娜.朱丽的糟糕品位感到伤心。布拉得.皮特在里面演一个狂放不羁的家伙，披着一头长发。不过他的长相还是让我难以把他跟狂放不羁画上等号，就像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难以让我认同《纽约黑帮》里面的那个混小子一样，总有点儿扮酷的味道。

和近几年好莱坞出品的垃圾比起来，《燃情岁月》真是精彩多了。无论是摄影、配乐还是剧情，都称得上荡气回肠。但是讲起兄弟情谊，有《美国往事》珠玉在前，《燃情岁月》要相对单薄得多。据说此片改编自吉姆.莫里森的同名小说，不知道小说写得怎么样。

周日上午天文打电话来，说地坛有书市，可以去看看。去之前，又看了一张碟，《亲爱的，好戏上场》，一部埃及电影，电影歌曲很优美，女演员也很美，特别是身材。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电影一路看下来，我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比中国人生活得体面得多。不幸生在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物理学的何炸麻先生说。这是我近年来听到的最靠谱的话了。

跑到地坛，直奔三联书店的摊儿。半价，平时哪儿找去。挤出一身臭汗来，收获了四本书。其中包括过去一直嫌贵没有买的伍迪艾伦的《门萨的娼妓》。再不看此书好像就要遭人鄙视了。然后买了几本民国间历史的书。我一直对gcd在解放之前都干过什么心存好奇。可惜的是没有看到中信和广西师大出的几本新书，只能找时间去北大那边买了。

回到家，放上好久没有听过的2PAC的歌（此君是美国著名饶舌说唱歌手，著名的坏小子，歌曲好像都是在狱中完成的，据说人已经没了），然后开展大扫除。不写了，干活去。